《使女的故事》: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文 | 文道、一禾

你一定看过双簧,但是一定没有看过如此诡异的双簧。
一切都是为了代孕,但是与靠技术植入的代孕不同,这种代孕还需要在之前“代性(爱)”。诡异之处就在于,无论性爱还是分娩的时候,代孕女人的身后都有一个女人,即寻求代孕一方的女主人。两人始终保持着相同的姿势,做着相同的动作,包括代孕女人与丈夫的性行为,以及代孕女人分娩时的一呼一吸,甚至是阵痛引起的嘶声尖叫,身后的女人都进行着机械地复刻。不过就像双簧一样,虽然做着相同的动作,但是真正占据话语权的却是身后的女人。而代孕女人只是生育的工具,是使女。

剧中最有深度的情节是:原本作为女性主义代言人的沃特福德夫人,才是基列共和国男性极权统治背后的始作俑者,启动了女性对女性的压迫。女主若能认清这点,才能避免落入新造一个女性的乌托邦梦魇的宿命。因为乌托邦爱好者的共性,就是只看到恶在别人身上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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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电视界奥斯卡奖”之称的艾美奖第69届颁奖礼于美国时间9月17日晚在洛杉矶举行,《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成为今年的最大赢家,不但斩获含金量最重的剧情类最佳剧集奖,还包揽了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最佳导演奖,成为披带戴五项大奖的黑马。

诡异的双簧

该剧的原著小说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是加拿大最著名的多产女作家和女权主义者,其多部作品都涉及反乌托邦及女权主义话题。她本人甚至在剧中客串角色。而七个编剧中有六位女性,参与剧集制作的五名导演中女性也占了四位。整部剧集的女性视角鲜明,有评论直接称其为“纯粹女性剧集”。

《使女的故事》改编自同名科幻小说,不过作者玛格丽特·艾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却没有把自己这部作品列在科幻之列,她认为这是一部对于未来可能性进行推断的虚构作品,是一部反对利用极权来施暴虐、滥用神权来愚民的小说。在1980年代构思这部小说时,作者通盘结合了美国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潮和宗教观念,并对种种现象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大胆的推测,尤其对于美国女性的未来进行了漫漫设想。按照玛格丽特自己的说法,还有一个证据证明小说与科幻无关,那就是“书中的所有细节都曾经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

乱象集成的乌托邦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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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的故事》原著于1985年发表,这部女性视角的反乌托邦小说将情节设定在不远的未来,由于化学污染和核污染的影响,人口出生率骤降。在恐慌和暴乱中,有宗教背景的极端组织以波士顿为中心,他们杀掉政府官员,废掉宪法,关闭边境,用圣经来解释和规定一切事物,建立了一个名叫基列(Gilead)的共和国。统治者禁止手机、计算机、电视、书籍、音乐、艺术等,以此来控制人们的思想。

作者玛格丽特·艾特伍德客串出演

基列国是男性极权社会,当权者(军官)可拥多妻;女性属国家财产,负责生育,以填补日益锐减的人口数目。女性分为四个等级,蓝衣者是军官正室,属于贵妇阶层;穿灰衣的嬷嬷是不能怀孕的中年妇女,属于统治阶级的追随者,负责训练使女;红衣使女处于最底层,被驯化为传宗接代的工具,称为“行动的子宫”,专责生育,受训后被分配给军官为他们的妻子代孕。绿衣者是普通女佣,负责家务和煮食。全剧围绕一个名叫奥弗瑞德(Offred)的红衣使女展开,讲述了她被驯化之前与现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

剧集《使女的故事》具备纯粹女性剧集的基因,原著作者自不必说,不但参与编剧,且亲自客串出演。此外参与剧集制作的五个导演中就有四个是女性,七个编剧中六个是女性。整部剧集,尤其是前几集,男性角色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基本上沦为了“床上用品”,而频频出镜的大主教弗雷德·沃特福德也只是等同一个男权的符号。剧集的切入点,无论是代孕还是代性(爱),更是绝对的女性角度。

画面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来回切换,使女们目睹了当局对反对示威者大规模的血腥镇压,而回到现实,奥弗瑞德却过着所谓“平静的生活”。剧中久久回荡的闪回声音就是对暴行的控诉,反衬出现实的宁静和平是彻头彻尾的虚假。暴政无法转化人内心的愤怒和恐惧,强权下的乌托邦如梦魇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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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基列共和国”的乌托邦基因由包括美国黑奴在内的奴隶制、纳粹德国、伊斯兰瓦哈比教派和东德、罗马尼亚以及前苏联的某些极端行为,以及20世纪的柬埔寨和菲律宾的乱象集萃而成,至于宗教神权对女性极端保守的态度,则有伊朗和阿富汗的影子。

圣经画《雅各与拉结相遇》

然而影子终归是影子,亮在台面上的“基列共和国”的名字,来自旧约圣经里的雅各故事中的基列山;作为男权与暴政符号的大主教弗雷德•沃特福德,其主教身份就直接点明了人物的籍贯。对此原著作者玛格丽特并不讳言,“基列共和国”的实质概念来自她对逃离英国来到美洲大陆的清教徒历史的解读。你很难想象如果这部火爆剧集把这些显眼的符号全部换成伊斯兰教的或者佛教的,将惹动怎样的风波!把最显眼的帽子戴在基督教头上,无疑是既勇敢又讨巧的便宜选择。五百年来基督宗教已经被锻炼成最适应开放批评的宗教。

代性(爱)的情节在第一集就出现了,剧中称为受精仪式。仪式之前,大主教弗雷德朗诵了一段《圣经·创世纪》的文字,是关于一对姐妹利亚和拉结的故事。
妹妹拉结最初与雅各在巴旦亚兰的水井边一见钟情,雅各为娶拉结承诺做七年苦力,两姐妹的父亲拉班(也是雅各的舅舅)却在七年之后骗他娶了姐姐利亚。事后,拉班许诺雅各,如果雅各肯再做七年苦力,就把妹妹拉结也嫁给他。七年后,姐妹俩终于共侍一夫,却开始在丈夫面前争宠。由于拉结不能生育,为了获得丈夫青睐,她让使女辟拉代替自己与雅各同房来获取子息。辟拉成功地连生两个孩子,拉结因此大占上风。不久,利亚也如法炮制,把她的使女也给雅各做妾,也生了两个孩子。

原著作者玛格丽特说:“我写作有一个规矩,就是我书里的每一个情节,它不能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不管是科技也好,什么也好。我的书里没有虚构的物品、虚构的法律、虚构的暴行。”然而细节举证的真实并不代表结论的真实。

在拉结的一生中,一直把生育当作人生的唯一目标,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圣经记载拉结所讲的一句话就是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去死”(”Give
me children or else I
die.”),这正是剧中弗雷德朗诵的片段之一。“使女”(handmaid)这个词就来自这个故事,而这个“姐妹阋墙”的故事也奠定了全部情节的基调。

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1860年预见了集体大屠杀的出现,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1872年预言了现代工业与军事政权的交汇、极权主义对人的控制……当人们以对理性进步的信仰取代了对救赎的盼望,乌托邦的谎言就开始渗入并伤害人们的生活,拒绝相信耶稣宣告“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的人们,自信满满地想要在地上建立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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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洛维特(Karl
Löwith)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一书中指出,当基督教对拯救的希望,世俗化为对一个更好的现世世界的期待,现代历史就被置入一个背谬的视角,“就起源而言,它是基督教的;就结果而言,它是反基督教的。”

“基列共和国”都恐怖气氛

《使女的故事》在第一集里就精心设计了一个“受精仪式”,在代孕女人与丈夫发生性行为之前,先由大主教出场朗诵一段《圣经•创世纪》的经文。这个桥段以极具冲击力的诡异图像,道出了男权社会扭曲、利用宗教奴役女性的事实,让人几乎想把大主教读的《圣经》也一股脑扔掉,但却没有指正出基列共和国的邪恶在本质上是反基督教的,正是同样一本《圣经》成为受侮辱被伤害的弱者强大持久的力量资源。只说出一半的真实,可能是最具迷惑性的谎言。

上述故事的后续,是雅各逃离巴旦亚兰,拉班带人追了七天七夜,最终在一座山上追上了他。一段争执之后,双方决定不再来往,于是在山上互立石堆、石柱为证。这座山名叫“基列山”,这个基列就是剧中“基列共和国”名字的由来,意思是“见证之地”。

寇尔森在《世界观的故事》中提到,伟大社会计划的乌托邦主义,对于人类道德崩溃的困境、犯罪和社会失序并没有提供真实的答案,因为它将社会弊病重新定义为技术问题,认为透过官僚组织就可以解决问题。

“基列共和国”可以让人联想到很多类似的政体和行为,比如包括美国黑奴在内的史上的各种奴隶制、纳粹第三帝国、伊斯兰瓦哈比教派和东德以及前苏联的某些极端行为等等。原著作者玛格丽特说,“基列共和国”的实质概念来自逃离英国来到美洲大陆的清教徒,那时的教徒领袖们试图建立一个摒除宗教异端的神权政体。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玛格丽特把20世纪柬埔寨和罗马尼亚式的乌托邦理想掺杂进来,构成一个反面乌托邦的大背景设置。其中对于不同政见者的残暴行为则得自于菲律宾历史上司空见惯的暴行。其中又将不育作为一种社会常态,与辐射、污染、性病等等联系起来,由此前瞻性地引出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至于基列的宗教神权方面,则有伊朗和阿富汗的影子,
包括对于女性的态度极端保守,严格限制女性在公众场合的行为和自由等等。

“又一次,我们看到了其中的讽刺,当我们拒绝基督教世界观,拒绝它关于罪和道德责任的教导,而偏好一个更具启发性更科学的人性观点时,结果却是剥夺了受助者的人性尊严,对待他们像比人类还不如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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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女权主义者的怒火

使女都衣着红袍

这种对人性尊严的剥夺正是剧中所体现的。在第四集中,奥弗瑞德问大主教,女人的职责是什么?大主教说是生孩子,他认为女性就应该重新成为男性的附庸。剧中使女们没有自己的真名实姓说明了这一点。使女们所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均被抹去,代之以由英文中表示所属关系的介词Of,加上她们为之服务的人的姓氏。

《使女的故事》剧中的女性分为几个层次,分别用各种颜色加以区分。
使女是受压迫的最底层,是行走的子宫,都身穿红袍。然而红色并不像剧中沃特福德夫人说的那样代表“幸运”,红色在这里是分娩时血液的颜色。同时也与霍桑的《红字》的红色一样,代表着淫荡与不洁,影射着剧中受精仪式本质上的不贞;相比之下,基列国统治阶级贵妇们的衣装为蓝色,这应该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设定,因为在圣经中蓝色是圣母玛利亚的颜色,象征着繁殖能力和纯洁;灰衣的嬷嬷们是统治阶级的追随者,负责教化与惩罚;穿淡绿色服装的女仆也处于底层,负责日常家务和烹饪。

剧集删去了原著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女主角的母亲。奥弗瑞德的母亲是一位女权主义者,曾在1960年代为女性权益代言,特别是为女性堕胎权而竭力奔走。小说真实地再现了欧美60年代兴起的新女权运动。她们挑战的是整个男性社会,挑战“性阶级”体制,要求性解放。然而60年代的“性解放”和将男女对立起来的女权思想,带来了无数的家庭破裂、单亲母亲、问题儿童和艾滋病流行。

代孕使女完全被剥夺任何权利,甚至名字都按照寻求代孕者的名字被强行改成“属于某人”(Of…)。比如女主角的名字是奥芙雷德,即“属于弗雷德”(Offred),另一个重要角色叫做奥芙格伦即是“属于格伦”(Ofglen)。这完全是男权至上以及女性归属于男性的具象表达。这个观点不仅只是在使女的身上有所展现,在沃特福德夫人的闪回片段中,通过沃特福德夫妇之口重述了“上帝造男人,用男人的肋骨制造女人”,再次强调女性的从属地位,和生育职能。

好在剧集中仍然保留了大主教的妻子沃特福德夫人别有意味的履历:原来她之前是女权主义的代言人。1960年代,女权主义者对婚姻以及做母亲一事大加攻击,直到当代仍在继续。在家的母亲,本来是一个美满家庭的经营者,现在成了许多人眼中最下等的人。心理学者拉姆把这种趋势归咎于妇女解放运动:“仅仅在上一代,如果一个母亲上班(尤其有幼小的孩子时),她会被认为自私的,疏忽了母亲的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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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这么多年轻妈妈拒绝做母亲、不惜逃进职场呢?社会研究者格森做了一项调查。在她研究的184个女大学生中,希望成为母亲的人都声称自己有快乐的童年,特别是与父母双方都有良好的关系。这些女大学生对母亲的记忆是,她们不只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照顾子女,并且乐此不疲。而那些拒绝做母亲的人,她们最早的记忆都是父母疏于养育。在格森的研究中,她发现强烈拥护女权主义的人,最没有做母亲的欲望。

沃特福德夫人

著名的女权运动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
)是美国父母组织的发起人,被誉为“解放所有家庭主妇的家庭主妇”。她在一个缺乏母爱的家庭中长大。贝蒂的姐姐艾米形容她们的母亲,“是一个完全没有养育能力的人……我们真的没有一个爱我们的母亲。”贝蒂的母亲强烈批评她,使她觉得自己又丑又没人爱。成年后,贝蒂不得不去作心理分析来解决她对母亲的愤怒。贝蒂虽然结婚生子,但她的婚姻却充满了暴力和伤害。在她的孩子出生不久,她的婚姻濒临破碎,最终离婚。

剧集的后半部分,闪回的情节从奥芙雷德身上扩展到多样的视角,沃特福德夫人原来之前是女性主义的代言人,“绝不将女人的温顺混为软弱”是她著作《女性地位》中的金句。但也正是她在跟沃特福德先生看电影的时候,轻描淡写地提出了“将生育能力作为国家资源,将繁殖作为道德责任”,也是她摒弃了其他颜色的衣服,将蓝色作为女性尊崇地位的标签。沃特福德夫人是整个“基列共和国”男权背后的始作俑,是她开启了女性对女性的压迫。

另一位近代女权主义先驱杰曼(Germaine
Greer),也是在一个父亲离家、母亲公开拒绝她的家庭长大。童年充满了痛苦和屈辱,不但母亲常常很凶地打她,而且是没有什么理由地打。在和母亲的关系上,杰曼说:“我认为那些不但爱妈妈、还真的喜欢妈妈、又在妈妈身边跟前跟后的孩子,都是在作假,只是做给别人看的。他们假装是个好孩子。”尽管杰曼后来拿到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但是她仍然为她的原生家庭对她的伤害而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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