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感

首先,本片过短的篇幅导致的情节回避,进而引起的人物心态的转变缺乏刻画,是我认为该片过誉的原因。以下我用我自己在观影过程中感觉到的缺失感来梳理该片。

自1945年以来,各种类型的“二战记忆”轮番上演,至今仍未停止。从民族国家的视角而言,二战记忆的各种用途,实际上为人们理解一国政治文化发展提供了一把钥匙。在此框架中,本文试图勾勒德国二战记忆的变迁历程,从中概括其作为战败国所做出的反省努力,并进一步指出它仍然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1.谁的父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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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给了我很多期待。我在这个平庸的时代更关注小众电影,因为这些电影能给我看到细节,能用镜头捕捉到细腻的东西。同一代人,必然有着大量共性的东西。这点是大量平庸的影人拍给平庸观众用来“共鸣”的东西。而不同的境遇和命运带给自己认知的偏差,是“个性”的东西,这是我喜欢看到的。我以为这会是这5位的后代因为知道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而相对于同辈人不同的人生感悟。然而,自始至终我只看到了“父辈”,没看到“后辈”;

受害者意识转向加害者意识

2.刻意回避的胜利?

二战后初期,在遭受过盟军空袭的城镇居民和因德波、苏波边界变动而“被驱逐者”看来,他们才是战争的“受害者”。在柏林、慕尼黑、德累斯顿,到处都出现了纪念“战争受害者”的碑石。这一点同样反映在当时的历史教科书中。人们闭口不谈其他受害者的命运,相反,“恢复正常状态”反而成为阿登纳政府对内大赦立法的心理基础。

剧中哥哥的转变,主因来自“一个充满荣誉感的战士不知道如何领导手下将士去打一场自己知道根本赢不了的战争”。而众所周知的,德国在二战的中前期所向披靡。那个时候哥哥的状态呢?

不过,阿登纳政府在对外赔偿方面却不遗余力——这自然是同冷战开启后联邦德国必须把自己同美国绑在一起,进而不得不推行特殊的以色列政策,特别是赔偿举措相关。这一点恰恰在无形中增添了德国人作为“加害者”的意识。这样一种政府表态到1970年勃兰特下跪时,成为强化“加害者”身份的催化剂,即使当时该举动在德国社会仍然存在争议。到1990年代,当科尔政府以及一部分右翼知识分子企图借助再统一带来的民族主义热情来告别过去时,一些公众历史学家却挺身而出,不断地冲击德国社会长期以来残余存在的各类神话,特别是所谓“清白武装部队神话”,即纳粹时期的军队是无辜的。1995—2000年由汉堡社会研究所举办的一场图片展,便以上述神话为目标,强调军人在东线执行了一场“种族灭绝战”,从而扯掉了德国人的最后一张“遮羞布”。正因如此,到201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70周年之际,德国政府的认罪立场十分清晰,如默克尔在5月探访达豪集中营所言:“德国在二战中迫害犹太人的罪责不可否认与遗忘……德国永远不再重走战争道路。”

我很喜欢《晓说》的《战争阴影下》系列。似乎战争片只是战胜国们的专利。“战争片”也成了一个固定的电影类型片,首先拍过的当然是各种经典的反击罗;热潮过了之后是各种谍战片罗;到了现在战争电影的衰败期,甚至连“成功的失败”都被翻出来拍了(敦刻尔克)。像德日这样的战败国,要拍当然也是可以的,只是内容必须“小心翼翼”,千万不能刺激被伤害过的国家人民敏感的神经。而这种内容上的刻意回避,在我眼里刻意凸显了后面的“认罪反思”,却缺乏了人性的正常进化过程。相对来说,弟弟的性格转变在这种刻意回避的空白下倒更容易理解。他原本的人设如同《血战钢锯岭》中的戴斯蒙德,但结果却是两个极端。这个对比太有意义了。美国主旋律的核心价值能够保持,和他们一直能赢完全挂钩。假设戴斯蒙德的境遇是弟弟的境遇,他真能保持自己的“本性”吗?美国没能赢的越战,带了本国巨大的痛苦,反思和混乱。

“奥斯维辛”的符号意义不断得到增强

3.战争真的永远过去了?

1963年,伴随法兰克福审判和以色列公审奥斯维辛集中营看守艾希曼,“奥斯维辛”被不断暴露在公众面前,尤其引发一批知识分子在哲学层面上的反思,其中特别出名的是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以“平庸之恶”来讨论极权主义的可怕之处,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一语直指现代性的困境。在此情况下,“奥斯维辛”的哲学意味变得极为浓厚,甚至一下子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问题。1979年美国连续剧《大屠杀》播放后,“奥斯维辛”进一步成为流行话语。德国人用该词来指代“犹太大屠杀”。

本来,我已经很难想象在那个时代,全世界那么多的国家,都能信仰自己国家的“英雄”,而视死亡和战争如儿戏。不管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或者切格瓦拉,还是某些“不宜公开讨论”的人物。而事实上近些年“反对全世界”的狭隘民族主义在年轻人中盛行,我不禁感叹,这个苦难的民族是不是真的还没折腾够。

“奥斯维辛”的符号化进一步体现在1995年二战胜利结束50周年之后。首先是德国国会议长提议把1月27日设立为“纳粹受害者纪念日”,随后到2005年1月27日又上升为联合国确立的“犹太大屠杀纪念日”。“奥斯维辛”成为德国与国际共同记忆的对象。不过,很显然,“奥斯维辛”的屠犹意义被过分渲染了,其他受害者群体被淹没在它的符号意义之下,并没有得到相应尊重,特别是不少受害者其实拥有着多重身份,如“身为共产党员的波兰犹太人”便蕴含着种族、国籍和意识形态三种认同。然而尽管不少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1999年有关在柏林市中心建设“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的争议,最终仍然以强化“奥斯维辛”这一符号的结果而告终。由此,“奥斯维辛”成为柏林乃至德国无法回避的问题。

国人对二战的邪恶一方的两国的态度截然相反。有人说是因为德国太厉害,而且没有“直接”伤害过中国人。前些年国人打砸同胞“日本车”的事件还记忆犹新,今年奔驰广告上就挂了“达赖的名人名言”。我好像没看到一起砸奔驰车的事件。不知道是那群生物变“文明”了,还是欺软怕硬知道开奔驰的,一般都不好惹,呵呵。

二战记忆的政治功效得到凸显

在我眼里,任何国家的人都有这样的共性:极少数嗜血成性,战争正好给了这群人合法杀人的机会;少部分的人是完全的和平主义者,反对一切理由的战争;更多的是跟风吃瓜的群众。战争是否正义跟自己无关,反正是国家发起的。是轴心一方就是为了国家和家族的荣誉而战;同盟一方就是为了保家卫国而战。事实上只不过是随大流罢了。这些人的“可塑性”很强,既可以在那帮嗜血狂热分子的撩拨下,为屠杀和强奸起哄,也可以在严格的管理下执行“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对于这群人,“是好是坏”只和环境有关,只和近朱近墨有关。

二战记忆既是私人化的,更属于国家事务。联邦德国官方清楚认识到,二战记忆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必须发挥政治功效。试以几例来说明。

剧中“标准”的把锅甩给了“党卫军”,国防军还是“好的”。这是战后对德国重塑形象的重要定性。但是否真的如此?反正我是不信的,就如同我不信“文革”是什么“四人帮”就能掀起的腥风血雨。但是,对于文明落后的国家,基础教育水平较低的国家,最大群的吃瓜群众非常容易被喉舌媒体洗脑。就像某国的德系车问题一堆,但吃瓜群众始终认为德系车比日系车高级;认为德国已完全洗白;认为日本的极右翼能代表日本,代表日本始终是个“军国主义”国家;认为狭隘民族主义是爱国的表现….

第一,5月8日作为整合民众的记忆对象得到确立。二战后,对于联邦德国而言,比较棘手的问题是确立哪一个日子来作为二战纪念日?是5月8日投降日,还是9月1日发动战争日?各种争议直到1985年5月8日时任总统魏茨泽克发表着名演讲时才偃旗息鼓。他说:“5月8日是解放之日。它将我们所有人从纳粹暴力统治下鄙弃人性的制度中解放出来……我们的确没有理由在今天加入对胜利的庆祝,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将1945年5月8日视为德国历史之歧途的终结,它保护了指向一个更好未来之希望的萌芽。”这一天至今仍是德国的国定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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